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强调，要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我国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帮扶已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新阶段，万企帮万村、万企兴万村，从扶贫到振兴，城乡一体化、工农一体化，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潜力巨大。新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如何将政策导向转化为实践效能、将企业优势融入国家战略，已成为破解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问题。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具有三重重要价值。一是新发展格局下的战略支点作用。在“双循环”战略框架下，民营企业通过产业链下沉，如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开发等，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国内大市场的有效供给，激活县域经济“微循环”；依托直播电商助农、智慧物流体系等数字技术，构建城乡要素流动新通道；同时，通过就业吸纳、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以先富带后富机制推动共同富裕。二是乡村振兴中的创新引擎功能。与传统的输血式帮扶不同，现代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企业发挥三大核心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如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研发突破；组织重构能力，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重塑生产关系；品牌塑造能力，将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这种产业赋能逻辑，既可以激发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也为企业开辟下沉市场营造了契机，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共生。三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突破。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性、效率性和创新性，能够有效填补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缺口。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民营企业可快速调动供应链资源；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企业搭建的数字化平台可实现需求精准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推动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共治格局。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仍面临着三个维度的现实困境。一是政策协同性不足。中央层面虽已形成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连续性政策供给，但地方实践仍面临三方面问题。首先，税收优惠、用地保障等跨领域举措因条块权责分割，难以形成制度合力，政策衔接存在部门壁垒；其次，政府主导项目与企业自主帮扶计划在运行机制上有时呈现二元分立态势，未能构建统一协同平台，资源整合面临机制割裂；另外，帮扶成效缺乏可量化的绩效指标体系，存在投入产出效益失衡的情况。二是企业能力与帮扶需求错配。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较好的龙头企业更偏好短期捐赠项目，在长效帮扶机制建设方面比较滞后；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虽具备参与动能，但受限于资金、人才、技术等能力短板，难以形成实质性帮扶产出。这双重困境的深层症结在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扶持政策门槛高、公共服务信息获取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其难以突破能力瓶颈。而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更倾向于将帮扶责任简化为企业单向输出，忽视构建配套支持体系。这种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使得企业帮扶效能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效益。三是资本逻辑与社会价值矛盾。一方面，部分企业将公益帮扶异化为公关手段，片面追求媒体曝光度而忽视帮扶实效，暴露出短视化、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场域存在认知偏差，既有将企业公益行为简单等同于不务正业的陈旧观念，也有将公共治理责任过度转嫁给企业的期待错位。
　　因此，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路径亟待优化。要构建“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一是法治筑基。出台配套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参与社会帮扶的权利义务边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制度破壁。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整合部门资源，推出企业帮扶政策工具包；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抓紧完善支持政策体系，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三是评估革新。引入第三方机构，构建社会价值绩效模型，将抽象的社会效益转化为可量化指标，打破传统评估重资金投入、轻综合效益的局限，形成“投入-产出-影响”的全周期评估体系。引导评估结果与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直接挂钩，让“做好事”不再是道德选择题，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创新。
　　要树立“价值共创”的思想观念。一是战略升维，重塑价值体系。企业需跳出利润至上的线性思维，将加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融入战略内核。这种战略重构不是做公益，而是将帮扶行动升级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二是技术驱动，提升帮扶效能。数字技术正成为破解社会难题的“金钥匙”，通过区块链让每笔帮扶资金可追踪、可验证，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帮扶效益，让技术成为连接商业智慧与社会需求的桥梁。三是生态破壁，构建命运共同体。企业需打破零和博弈思维，通过技术培训、标准输出和收益分成，将农户、中小企业转化为价值共创伙伴，搭建共享共生的产业生态。四是制度护航，筑牢创新基石。建立ESG政策工具包，将碳积分转化为信贷额度；开发帮扶项目智能预警系统，通过产业同质化率、技术适配度等指标防范风险；制定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分级标准，让政策设计从“鼓励参与”转向“系统赋能”。
　　要打造“三维协同”的共建格局。一是以党建引领促进组织重构。“党建+帮扶”模式可突破传统党建模式中重形式轻功能的困境，即在帮扶中设立临时党支部，由企业党员、地方政府干部、驻村工作队共同构成决策单元，通过组织纽带，整合政策资源、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二是以金融工具推动生态创新。开发社会责任债券、共富信托等金融工具，构建社会价值投资的“定价-交易-退出”闭环机制；参考浙江“两山银行”经验，建立生态资产数字化，推动生态权益质押，实现生态产品证券化交易，使生态保护成为可量化的商业行为。三是以文化浸润实现价值内化。通过文化认知框架重塑商业伦理，实施“企业家精神传承计划”；设置“就业带动系数”“产业链协同度”等量化指标，将抽象的责任感转化为可竞争的社会声誉资本。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