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我国农业正处于由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迫切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突破瓶颈、重塑生态，实现农业结构性的深度转型。因此，必须统筹科技、制度、生态、改革等多元要素，重点从科技创新、制度变革和生态优先三个方面系统发力，加快形成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体系。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全域突破。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农业全要素、全过程、全链条，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全域突破的核心引擎。当前，生物育种、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数字农业等新技术加速参与农业核心环节，并与日益完善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在种业端，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与空间诱变育种相结合，突破传统遗传改良的时空限制，在太空环境中诱导基因变异，催生出“航天水稻”“航天辣椒”等兼具高产性与抗逆性的优良品种，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在生产端，农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结合北斗系统厘米级定位支持，推动播种、施肥、收获等作业环节向精准化、无人化跃升；在管理端，遥感监测实现作物长势预警、灾害预测与土壤墒情评估的全域高精度识别，通过空天地一体化布局，重构了农业资源配置与风险治理逻辑，增强农业决策的时效性与科学性；在流通端，区块链与冷链物流重塑价值链，推动农业组织化、数字化和品牌化转型。
　　制度变革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农村改革是激发并持续放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源泉。新质生产力的演进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更深层地体现为发展范式的系统跃迁，要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长久动能。一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夯实发展基础。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地“三权”分置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组织化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优化配置，为智能化生产模式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重构组织体系。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平台企业、数字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以数据驱动、智能协同为核心特征的农业组织体系正在形成。要健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协同发展机制，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利益联结体系。三是完善数字治理制度，保障要素流动。加快构建以数据权属明晰、算法公开透明、平台利益共享为基础的数字农业制度体系，为数字要素在农业场景的高效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农业数据确权登记制度，规范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交易全流程，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四是创新政策工具体系，激发内生动力。土地流转、金融支农、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正在从要素投入导向转向能力建设导向，通过制度赋能激发农业经营主体内生发展动力；财政投入由直接补贴转向公共研发撬动，金融服务由传统信贷转向科技金融，保险保障由基础覆盖转向全链条风险管理；社会资本由分散参与转向多元协同，共同培育开放包容、持续演进的制度生态。
　　生态优先夯实新质生产力绿色根基。破解资源环境硬约束、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困境，必须以生态为边界、以绿色为标尺，推动农业发展范式由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友好型跃升。首要任务是重塑农业投入结构，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围绕投入品绿色化、废弃物资源化、装备低碳化三大支点，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投入体系，同步实施耕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和绿色防控，将系统治理理念落到田间地块，从源头削减面源污染，夯实农业绿色底座。其次，强化创新协同，完善技术支撑链条。聚焦生态育种、清洁栽培、绿色加工、低碳流通等短板环节，集中部署跨学科科研力量，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通道。依托国家绿色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和区域生态农业孵化平台，加速绿色科技成果规模化落地，形成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绿色技术体系。再次，构建发展闭环，实现内生增长模式。加快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深化农业碳汇试点探索，培育生态品牌体系，强化绿色农业与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跨界融合。
　　站在农业现代化跃升的发展关键期，必须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以制度变革为动力源，以生态建设为基本面，推动农业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跃升、由增产导向转向系统优化。只有以更大力度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战略体系，贯通全链条、全领域、全过程，持续深化其创新应用并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全面夯实农业强国的根基，加速推进新时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全球治理与创新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