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我国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建设，需从抗灾思维转向与风险共存的系统韧性思维，让每个社区、每个村庄都能成为有效应对风险的韧性单元。
　　人们愈发直观地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今年5月，重庆永川、湖南石门、广东江门接连遭遇特大暴雨；7月，台风“美莎克”“巴威”排队登场，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一次次极端天气事件，无不表明“老天爷”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特征？这些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应如何加强我国极端天气应对体系的韧性建设？本期《对话》邀请刘景景、董翀、沈金斌展开交流讨论。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气候风险应对能力亟待跟上

　　主持人：近两年，旱涝急转、“汛期反枯”以及局地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您如何研判当前我国面临的天气形势变化？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特征？
　　刘景景：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出频发、强发、复杂化的显著特征。一是高温热浪更热、持续时间更长、覆盖区域更广。2025年夏季，河南、山东、湖北多地的平均高温日数创下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峰值，区域性、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影响覆盖面、极端性均刷新常年水平。2026年6月，全国平均气温为20.7℃，较常年同期偏高0.3℃，其中西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中北部、西藏南部、海南等地气温偏高1℃至4℃。二是极端降水更强、更集中、更不可预测。我国年降水量总体呈增多趋势，但降水日数稳步减少，降水过程愈发集中，单次降水强度显著提升。1961年至2025年，全国累计暴雨站日数每10年增加4.5%。雨季异常波动、“超长待机”特征突出，2025年华北雨季较常年偏长29天，雨季时长、累计雨量双双刷新历史纪录；同年，华西秋雨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极端降水致灾风险持续攀升。2026年6月，有5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日至25日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933.4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1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三是强对流天气局地性更强、致灾性更重。2025年3—5月，我国共出现13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剧烈天气多发频发。2025年全国平均大风日数为1991年以来最多，局地强对流天气突发性、破坏性显著增强，局地灾害损失加重。
　　董翀：从气象监测数据和灾害事件的统计分析来看，我国极端天气事件主要呈现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时空分布的集中性与突发性增强。过去极端天气多呈区域性、季节性分布，如今则表现出“局地性强、爆发性快”的特点。一场暴雨可能在几小时内集中在县域甚至乡镇范围，防范应对的时间窗口大幅压缩。二是旱涝急转成为常态。这种现象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尤为突出。前期持续干旱，后期骤然转入强降雨，农田水利设施和作物生长都难以适应这种剧烈转换。三是极端性不断被刷新。高温、暴雨、台风等极值纪录频繁被打破，“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极端事件发生频率明显上升。这种极端性不仅体现在强度上，也体现在持续时间上，如2022年长江流域的高温干旱持续90多天，历史罕见。四是复合型、链式灾害增多。极端天气往往不是单一出现，而是形成“高温+干旱”“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等复合灾害链，次生灾害风险叠加，应对难度成倍增加。
　　沈金斌：近年来，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天气形势总体呈现不稳定、不均衡、极端化的显著趋势。与以往相对平稳的降雨分布不同，当前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短时强降雨事件频发，往往在数小时内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量级。与此同时，阶段性干旱也明显增多，全年降雨总量波动剧烈，旱涝急转、旱涝交替成为常态。此外，温度层面的极端性同样不容忽视。夏季连续高温天气频繁出现，对作物授粉与灌浆构成直接威胁；冬季则曾出现持续多日的-10℃至0℃低温，油菜、小麦等越冬作物遭受明显冻害。总体而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阜南正面临灾害性天气增多、变强、变急的严峻形势，这为本地区农业生产带来了持续且深度的挑战。
　　主持人：网络上热议今年为“史上最热夏天”或“超级厄尔尼诺年”，也有观点将极端天气归因于厄尔尼诺。您对此如何评价？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是否将更加频繁和剧烈？
　　刘景景：关于“史上最热夏天”与“超级厄尔尼诺年”的热议，需从两个层面辨析。一方面，厄尔尼诺的确是极端高温的重要“助燃剂”，但不宜将单年极端事件简单归因于此。2024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创1850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这正是全球变暖长期趋势与厄尔尼诺短期增暖叠加的结果。2025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而202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仍高约1.4℃，位列自1850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三暖年。由此可见，即便在进入拉尼娜状态后的“降温”年份，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力依然足以将气温推至历史极值。另一方面，全球变暖才是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的根本原因。2015年至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的极端影响在此背景下被显著放大，极端高温、强降水等事件频率和严重程度持续增加已成定局。归根结底，极端天气频发是全球变暖为主因、厄尔尼诺为叠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聚焦某一年是否为“最热”，不如正视这背后的根本驱动力，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建设已刻不容缓。

　　主持人：近年来，气候变化信号愈加明显，如雨带北移、西北地区暖湿化、北方暴雨事件显著增多等。这些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如何权衡其利弊？
　　刘景景：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体现出短期机遇与长期挑战并存的鲜明两面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机遇是局部且不可持续的，而挑战则是系统性、根本性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西北地区气候暖湿化，这种表象带来的水资源增加，实质上主要依赖冰川加速消融这一不可逆的透支行为。而降水增量依然无法完全抵消升温导致的蒸发加剧，盲目扩张灌溉面积可能会带来水源枯竭、土壤盐碱化的隐患。
　　同样值得审慎看待的是雨带北移，它虽使北方冬麦区北扩、作物带实现“南种北移”，但新增的热量资源却伴随着暴雨洪涝、旱涝急转等极端灾害的骤增，以及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的北扩蔓延，令潜在的增产机遇变得极其脆弱；而南方则需承受高温热害对水稻品质与产量的系统性冲击，传统种植制度面临衰退。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策略调整的核心准绳在于水资源承载力与系统稳定性，必须主动构建韧性，而非被动追逐气候带。北方地区需防汛抗旱体系并重，西北地区须严守水资源红线、以水定地，南方地区则需加速选育耐热抗逆品种。
　　沈金斌：从阜南县农业生产的实际看，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夏季高温与干旱往往同步发生，玉米在授粉期遭遇持续高温，极易导致授粉不良、秃顶、花粒、空杆、结实率下降，最终显著减产。其二，冬季极端低温事件对油菜、小麦等越冬作物的生长造成直接损害，影响来年收成。其三，降雨分布的时空不均衡，使传统农事安排与灌溉调度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增加了生产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当然，短时强降雨客观上对补充浅层地下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为后续抗旱储备水源。综合权衡之下，我们必须在品种选择、栽培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持续进行调整与优化，提高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主持人：当前我国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中存在哪些突出堵点？在保障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的前提下，应从哪些方面提升其应对极端天气的实际能力？
　　刘景景：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频次与强度，旱涝急转、高温热害、复合灾害多发，现行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因此暴露出四个突出堵点。一是多灾种复合应对能力不足。以往“单灾种”防御格局难以招架“旱涝风雹”接踵而至的链式冲击，监测预警与处置预案之间缺乏协同。二是精准化主动防御能力不足。气象、水利、农情信息数据尚未深度整合，导致预警难以及时转化为田间的具体防护行动。三是设防标准与防灾设施空间配置动态适配不足。许多灌排设施仍按历史水文资料设计，跟不上雨带北移后北方暴雨强度骤增、南方非传统旱区频发干旱的现实变化。四是全链条风险保障能力不足。农业保险定损难、赔付慢、覆盖面窄，难以在灾后有效兜底经营主体的基本收益，直接影响其再生产积极性。
　　董翀：现有农业保险产品在应对极端天气时主要暴露出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保障水平偏低，在三大主粮外，多数产品仅保物化成本，难以覆盖实际损失。二是静态定价与动态风险错配，传统模式难以应对极端天气的复杂性。三是理赔定损效率不高，定损周期长、标准不统一，影响农户获得感。四是创新型产品推广应用不足，指数保险等匹配极端天气的产品覆盖面有限。
　　优化农业保险，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提高保障水平，推广“保成本+保收入”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让农民灾后能恢复生产、稳定收入。第二，创新产品供给，大力发展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等新型产品，提高理赔效率，降低传统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三，扩大覆盖范围，将更多特色优势产业、地方特色品种纳入保险范围，满足多元化保障需求。第四，强化科技赋能，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承保、快速理赔。第五，完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制度和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增强保险业应对极端灾害的能力。
　　沈金斌：当前阜南县防灾减灾体系中的突出堵点主要是田间排水体系末端不畅。尽管全县140余万亩耕地已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但由于农村建房、修路等活动，部分田块的地头沟被堵塞或切断，导致短时强降雨后局部地块积水难以及时排出，苗期涝害频发，对后期产量造成显著影响。
　　在提升经营主体应对能力方面，我们的核心策略是以示范带动参与意愿、以政策降低参与门槛。具体而言，通过设立试验示范点，让农户直观看到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在抗旱保产中的实际效果，安装设备的地块玉米亩产可达1600~1700斤，显著高于未安装地块。同时，在资金投入上采取项目资金为主、农户自筹为辅的模式，农户仅承担田间里的毛管及铺设人工费等小额费用，每亩约50~60元，其余由项目资金解决，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的参与成本，提升了其主动防灾的积极性。

　　主持人：农村地区作为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道防线，亟须重点关注哪些高风险区域和极端天气类型？在硬件设施与软件管理两个层面，乡村气象灾害应对能力还存在哪些突出短板？
　　刘景景：农村地区需重点关注五类风险场景。一是北方传统干旱半干旱区，重点防范极端暴雨与旱涝急转，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海河、黄河流域防汛压力陡增。二是西北暖湿化区，面临融雪性洪水、连阴雨及病虫害北扩等挑战，西北干旱区年均气温以每10年0.32℃的速率上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三是南方传统湿润区，需防范阶段性干旱与高温热害，如2022年湖南省自7月8日出梅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近八成，丘陵山地经济作物受灾严重。四是黄淮海平原，突出风险为高温干旱叠加与秋收连阴雨，2025年夏玉米因高温授粉不良，秋季连阴雨又致霉变发芽。五是山区及设施农业集中区，需重点防范突发性强对流天气与低温冷害。
　　硬件短板主要包括，农田灌排体系不畅，田间沟渠与骨干河道衔接不通，旱地、山地灌溉条件薄弱；粮食烘干仓储配套不足，大户缺少晒场只能低价抛售湿粮；基层气象监测站点密度不足，部分站点仅观测气温和雨量，对局地突发灾害捕捉能力有限；适应气候变化的抗逆品种和技术储备不足。
　　软件短板主要包括，部门间预警标准不统一、数据互通不足，难以形成系统性决策；基层应急演练实战不足；农户防灾培训覆盖面窄；预警信息适配性差，预警信息传播难以触达“最后一公里”；基层农业防灾人员力量薄弱，多由农技人员兼职，影响灾情调度和救灾指导的及时性。
　　沈金斌：高温干旱与苗期涝害是我们当前最为关注的两大风险。在应对能力方面，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硬件上，早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因投资额少、建设标准偏低，灌排设施有待完善，虽近年来建设标准已提升至每亩2000~3000元，但全面改造仍需持续投入。软件上，基层农户主动预防意识参差不齐，精细化技术指导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预警信息发布后的落地操作指导仍需加强。

　　主持人：应对自然灾害，关键在于实现由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战略转变。当前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亟待突破的瓶颈是什么？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可在哪些环节提供实质性助益？
　　刘景景：当前，由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转变最亟待突破的瓶颈，在于预警与行动之间未能形成有效闭环。长期以来，我们的气象预报往往止于“明天下多大雨”，却无法告诉一个果农“你的果园是否处于冰雹路径、该提前多久拉防雹网”。这使得宝贵的预警信息常常卡在转化为田间地头具体行动的“最后一公里”，无法触发精准的主动避险行为。近年来，气象大模型正为跨越这道鸿沟提供实质支撑。在风险预判端，华为云盘古气象大模型可在数秒内完成未来7~10天全球预报，台风路径预测精度超越传统模式，能提前一周锁定影响区域；复旦大学伏羲气象大模型专攻次季节预测，可提前45天给出旱涝趋势判断，让灌溉排涝计划真正防在灾前。在行动触发端，依托上海“风乌”大模型气象数据为底座开发的农业智能服务平台，有望针对特定地块生成具体到操作时间的防灾“处方”，并以语音形式推送至高龄农户。这些模型正合力将模糊经验转化为科学决策，让主动预防落到实处。
　　董翀：农业保险从“灾后补偿”向“灾前预防”延伸，核心在于构建“预防-应对-补偿”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引导保险资金投向灾前预防，通过制度激励促使保险公司将部分保费用于防灾技术推广和气象监测站点建设，从源头降低灾害风险，既减少赔付压力，又提升抗灾能力。二是强化灾前风险评估和预警服务，保险公司可与气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合作建立精细化风险区划和预警机制，在强降雨、高温来临前及时提醒农户采取排水、田间管理等措施。三是推广“预防+补偿”组合型产品，在传统保险基础上增加技术指导、防灾物资、应急响应等灾前防范服务包，实现保险功能从单纯经济补偿向综合风险管理转变。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主动采取防灾措施的投保主体给予保费优惠或赔付倾斜，引导经营主体增强主动防范意识。

　　主持人：面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应如何加强我国极端天气应对体系的韧性建设，以提升全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
　　刘景景：加强我国极端天气应对体系韧性建设，需从“抗灾”思维转向“与风险共存”的系统韧性思维，重点从以下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一是夯实工程韧性，筑牢物理防线。将气候风险评估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前置条件，在高风险区严格限制新建关键设施。系统推进城市“海绵化”改造与农村灌排体系升级，让水利工程从“单一防洪”转向“旱涝兼治”，解决田间沟渠与骨干河道衔接不畅的问题。二是强化制度韧性，打通响应闭环。借鉴盘古、伏羲等气象大模型的突破，推动预警从“预报天气”向“预知影响”跨越，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调度机制，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生成具体到地块、操作时间的防灾“处方”，从根本上弥合预警到行动的衔接断点。同时，大力发展指数保险与巨灾债券等金融工具，将风险在时间与空间层面有效分散。三是培育社会韧性，筑牢人民防线。针对基层小农户，尤其是高龄小农户，开发方言语音推送、图文清单式的预警产品。将防灾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素养，让每个社区、每个村庄都能成为有效应对风险的韧性单元。
　　董翀：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增强极端天气治理韧性，需从以下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战略定位上，应强化农业保险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工具，赋予其更高政策优先级和更强资源保障。制度架构上，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业保险体系，并建立与财政救灾、金融支持、社会救助的衔接机制，形成政策合力。政策支持上，优化财政补贴机制，完善差异化补贴结构，兼顾公平与效率；完善税收优惠，增强保险机构积极性；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气候变化和农户需求及时优化保险品种与标准；加强基层服务站点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社会协同上，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作用，并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本土化创新，结合我国国情农情，探索中国特色农业保险发展道路。

　　主持人：气象灾害永远在路上，极端天气没有过去式，应对能力建设也没有“完成时”。提高防范应对气象灾害能力，既要立足当下，加快补齐农田排灌、仓储烘干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通预警到行动的“最后一公里”；又要放眼长远，推动从抗灾思维向与风险共存的系统韧性思维转变，将气候风险评估深度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农业生产布局；还要凝聚合力，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作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适应气候变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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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我国平均气温11.0℃，较常年（9.9℃）偏高1.1℃，创1961年以来历史新高
　　◎“十四五”时期，虽然气象灾害在增加，但造成的人员伤亡大幅减少，经济损失占GDP比例较“十三五”时期下降0.12个百分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经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十四五”时期，我国气象灾害监测率提升到83%，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为48分钟，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中国气象局